告别农业文明

----电影《飘》观后感

刘诚

    再次观看电影《飘》，突然发现其背景与中国当前情况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工业化及其与农业文明的冲突。

    《飘》的片头词高度概括了作者对南北战争的理性认识和个人感情。片头词写道：

曾经有一豪侠与棉田之地，

叫老南方......

在此美丽世界中，

豪侠作了最后一鞠躬......

此即最后所见之骑士和淑女、主人和奴隶......

只可在书中寻得，

因为她只是一个记忆中的梦。

一种文明已经随风而逝......

    理性而伤感，既有对种植园文明必然消失的理性认识，也充满对种植园文明的同情和怀旧情绪。

    作者作为南方人，同情和怀旧属人之常情。但作者又是理性的，认识到工业文明取代种植园文明的历史必然性（遗憾的是，多数南方人缺乏这种认识，也没有英国人的妥协精神，反而象法国人一样极端对立）。这在电影中有充分反映。除了片头词之外，电影中对于种植园文明必然消失的理性认识和对种植园文明的同情和怀旧情绪也随处可见。譬如，在战争开始之前，瑞德就指出南方必败，因为没有工业，而只靠棉花、黑奴和大话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但在北方军大军压境之日，瑞德却告诉思嘉他不能目睹南方军溃败而不去助一臂之力，他要参加南方军作战。又譬如，当善良庄园主（贵族）的代表、完人媚兰妮去世时，明智庄园主的代表、曾经勇敢的“骑士”艾希礼由懦弱变为绝望，认为一切都已经随媚兰妮而去（暗示南方文明渐行渐远，就象艾希礼一样要被新的文明而淹没）；思嘉失去了瑞德，也代表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还有旧的情感都随风而去了。此外，电影也展示了南方人顺应时代潮流的理性、开放态度及适应工业文明的决心和信心。譬如，艾希礼顺应时代潮流，主动解放了黑奴；而结尾时思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话，则暗示南方被北方的政策和文明压过来后，随着战争失去了佣人、庄园、人情、文化的南方人，一切全是新的、过去的一切全都越来越远了，但他们有决心和信心告别种植园文明、迎接工业文明的挑战。

    联系中国现实，我国目前的情况与《飘》的背景非常相似（也与英国17-19世纪、法国18-19世纪类似）。我国正在快速工商业化，但数千年自给自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业文明积淀深厚，已经成为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缺乏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基因的传统文化，迈向现代文明的涅槃令人望眼欲穿却迟迟不见。作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爱、人权这些工商业文明的产物尽管受到追捧，却距离我们依然遥远。在当代中国，尽管很多人都赞成和追求这些工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但理解却是基于农业文明的误读。自由本来是对抗公共权力任意扩张性的，是有限政府的“牧羊犬”、自然权利的“守护神”，但往往被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或被用来对抗他人自由（公众人物经常用来对抗普通公民的自由，有些公众人物甚至蔑视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试图剥夺之）；民主本来是公众共同决定公域事务的治理方式，但往往被理解为民变主的追求（即颠倒主仆关系）；法治本来是规则之治（商业文明催生了民商法这一互利合作规则体系，工业文明则催生了宪法、行政法、劳动法等限制公共权力或准公共权力的“笼子”），即为了共同利益而确立的预防和公平解决冲突的行为规则（如交通规则是为了节约所有行人时间的交通秩序----没有交通规则时相向而行者可能困在独木桥中间、商业惯例是为了互利合作的交易秩序----没有交易规则时交易可能因弱肉强食而变为掠夺并最终导致互利交易的消失），但往往被理解为以思想奴役为手段对人们行为全面控制的“礼治”（儒家思想为代表）或以暴力镇压为手段对臣民行为严格控制的“律治”（法家思想为代表）----人治是有限“礼治”与有限“律治”的统一，只不过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统一而已，即权力拥有者不受制约（如汉武帝刘彻一方面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师从孔子，另一方面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残酷镇压，师从秦始皇）；平等本来是用来反对主仆关系的（当然也反对等级制度），首先是平民用来对抗贵族特权的，强调所有人人格平等，但往往被精英人物用来对抗公共权力而排斥平民权利（“外地人进京需要考试”、“低素质者不得进京”等观点以及反劳动法的观点，是典型代表）；博爱本来是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互助合作的美好情感，是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心理追求和心灵慰籍，但往往被功利化为宣传和抄作，或变为被动行为（如某些官方组织的慈善活动、志愿活动）；人权本来是个人生而固有的权利，包括不被公共权力剥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消极人权），以及受到公共权力帮助的社会权利（积极人权），但往往被偷换概念、变为精英人物的特权或滥用公共权力的借口，甚至出现“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等奇谈怪论大行其道的现象。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更是与工商业文明背道而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以奴役他人作为最高理想的贤臣（高级奴才）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企图成为永远的精神统治者（思想上的奴隶主即教主）之梦呓。由此可见，我们与工商业文明仍然若即若离，文化改造之路依然漫长；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启动启蒙运动----更加理性的、拥抱科学和工商业文明的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我们否定农业文明，并非赞成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否定传统文化中与工商业文明不适应的部分、否定依赖古人一劳永逸的懒惰思想。换言之，对于古人思想，应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剔除过时的、继承普适的。毕竟，知识是不断积累的，文明也是在继承中进步的。并且，传统文化也不限于儒法两家思想，道家思想就更具有普适性和继承价值。只有在继承中发展，为丰富人类知识宝库做出自己的贡献，以科学发现普惠全球，以技术和管理创新推动国家发展和世界进步，我们才能无愧于祖先，也无愧于后人。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工业化带来的文明的冲突，我们普遍缺乏准备，思想混乱和冲突在所难免。可怕的不是思想冲突，而是思想混乱长期持续、缺乏与工商业化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官方价值观不等于主流价值观，并且官方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目前南辕北辙----主流价值观是“成功学”等带有厚黑学色彩的追名逐利之术）。例如，面对工业化出现的问题，很多人主张复古，甚至到孔孟那里去寻找答案，岂不知孔孟思想与工商业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工业文明排斥主仆关系、等级制度等，美国南北战争就是例证）；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多人希望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岂不知计划经济破产后我们才选择市场经济的；面对发达国家的富裕文明，很多人主张照搬发达国家现在的制度，岂不知发达国家也是从历史走来的（如美国南方）。至于到基督教那里寻求答案，更是幼稚可笑的，因为基督教只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和心灵慰籍、没有任何功利性、根本与世俗社会的治理无关。那么，如何解决思想混乱、无意义的激烈冲突和社会撕裂呢？有人提出“牛津共识”，希望在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四派学者之间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但在笔者看来，这根本就是乌托邦----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思想统一，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如果一定要说能够达成什么共识的话，也只能是在学术地位和政治话语权方面。因为求同存异是用于处理现实问题的，不是处理学术思想的；学术只有存异，没有求同。我们只能希望社会形成与工商业化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或者说多数人的价值观与工商业化相适应，而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学者价值观一致。

    总之，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决心和耐心勇敢地面对工商业化的挑战，义无返顾地告别农业文明、循序渐进地走向工商业文明。笔者相信，只要坚持开放，人们会在试错中选择价值观和管理方法（封闭导致无可选择、只能祖祖辈辈延续传统，剥夺了人们的选择权），价值观和管理方法会在试错中发展，与工商业化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一定能够形成，与工商业化相适应的管理方法也一定会与时俱进、不断完善。